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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药神,谁是药神?》

      看完文牧野导演的《我不是药神》,打伞从电影院往回走,忽而想到鲁迅先生的《药》。二者讲的都是求药救命的故事。但不同之处在于,《药》的结尾,是毫无希望的,只留得一只漆黑的乌鸦“哑——”的一下飞了出去。

      而在《我不是药神》中,程勇出狱后,曹斌对他说:“别卖假药了,格列宁纳入医保了,没人买印度药了。”“纳入医保了?哦,挺好的。”这意味着,那些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终于看到一条透着光亮的口子,或许并不耀眼,但总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鲁迅先生的《药》写就于一九一九年,是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旧社会现状的批判,旨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药》中,夏瑜的原型是革命烈士秋瑾,整个故事也以此为背景展开。华老栓、华大妈、夏四奶奶等人则象征着那个时代广大愚昧且麻木的群众。

      而《我不是药神》同样有其现实依据。

      陆勇,一个普普通通的民营企业家,却在2013年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关注的不是其它,而是一桩“假药案”。

      2002年8月,陆勇被确诊患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影响血液及骨髓的恶性肿瘤,它的特点是产生大量不成熟的白细胞,这些白细胞在骨髓内聚集,抑制骨髓的正常造血。并且能够通过血液在全身扩散,导致患者出现贫血、容易出血、感染及器官浸润等症状。

      这种病分三个阶段:慢性期、加速期、急变期。在慢性期,患者还可以使用羟基尿、干扰素或格列卫等药物维持生命。但到了加速期和急变期,这些药物也无能为力了,只能通过化疗或骨髓移植来治疗。但是,前者无法根治,后者成功率很低。

      在等待合适骨髓移植的过程中,陆勇选择服用格列卫控制病情。两年后,因格列卫昂贵的药价,陆勇家中积攒多年的百万存款已经花去大半。带着对生的渴望,陆勇不得不寻找新的治疗方式。

      偶然之下,他从病友口中得知印度“格列卫”的存在。印度“格列卫”与真正的格列卫药性相似度达99.9%,但二者的价格可谓是天差地别——前者一瓶只需4000元,后者却要2.35万元。原因就在于印度“格列卫”是通过印度政府“强制许可制度”所生产的——绕过了国际专利保护。

      在服用印度“格列卫”一段时间,并确认疗效后,陆勇在病友群内分享了关于自己服用印度“格列卫”的经历,并详细介绍了自己买药的过程。于是,有不少患者找上陆勇,寻求他的帮助,替人买药便渐渐成了陆勇的副职。

      后面的故事也就不难猜了。2013年,陆勇被警方抓获,随后被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以“销售假药罪”的罪名提起公诉。陆勇一度面临数年甚至十几年的牢狱生活,但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罪的。2015年,一封有着1002名病友签名的联名请愿信被递交到检察院,检察院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撤回起诉,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扼于风雪。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不是药神》。电影中,程勇将印度“格列宁”卖5000块一瓶时,没有出事,甚至警察来查了,都没有查到什么。但当张长林将印度“格列宁”卖2万一瓶时,和正版药相差无几,很快就出事了。因为,这时候没有人愿意再维护这名药贩子。

      程勇第二次卖药,警察来查,将持有印度“格列宁”的患者全部带进警察局问讯。这时,全场几十号人没有一个愿意交代实情。最后那位老奶奶一句:“我生病吃药这些年,房子吃没了,家人被吃垮了。领导,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这一幕,将整部电影的感情推向最高峰,也将这部国产电影推向新格局。这句朴素的台词,实在让人揪心,这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现状址拷问的强音!

      我吃仿制药只是为了活下去,我想活下去,这何错之有?!

      这也是整部电影立意之高,一面是为了帮助更多患者活下去而走私印度“格列宁”,一面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打击贩售仿制药。

      站在人情角度看,程勇卖药的行为当然是没有错的,他不计成本地给患者带药,甚至不惜自己贴钱,这何错之有?但是,于法不容。站在法理角度看,瑞士药商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起诉印度药商、要求中国政府打击走私,这也是没有错的。要知道,任何一种新药的研发都会耗费大量经费,药商研发新药虽然有其盈利目的,但新药的诞生也可以推动医学的进步,帮助人类攻克更多疾病。

      试想,如果每个国家都允许生产仿制药,那还会有药商投入大量经费去研发新药吗?大家都生产仿制药不就得了。事实上,世界上除了几家屈指可数的制药巨头外,几乎没有一家公司有能力独力开发一种新药。

      这样的矛盾也正是电影价值之所在,它能引发人们思考——在大病医疗和知识产权之间,我们该如何选?如何做?似乎,电影结尾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将天价药纳入医保的范围。在现实中,这也确实得到了回应:

    今年5月1日,我国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对抗癌药降价问题进行部署。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前通过2017年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赫赛汀、美罗华、万珂等15个疗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癌症治疗药品被纳入医保目录。对目录内的抗癌药,下一步将开展专项招标采购,在充分考虑降税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下降。

      能以一部电影引起人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并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做出改变,哪怕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也足以证明这部电影的价值和成功。我想,真正成为“药神”的,不是程勇,而是《我不是药神》背后的影人们,能以无畏之勇气,触碰如此令人沉痛、也令人沉思的题材,将这样的题材搬上大银幕,供人们思考、追问和论争,难道不值得崇高的尊敬吗?而这些,恰恰就是当下中国电影界所缺少的。

      正如豆瓣电影上一则评论所说:

    《我不是药神》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它举重如轻,轻轻地触碰到“医药制度”的法律问题,又在人情冷暖上深深地触动到你;它工整好看,前半段惹得你哈哈大笑,后半段又让你泣不成声;它演技精湛,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演员都恰到好处地发挥;它还兼具沉甸甸的人文关怀,一面是无法撼动的法律体制,一面是有些过错的个人,夹在两者之间的是无数挣扎在生死一线上的活生生的慢粒白血病病人,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令人动容。

      另外,这部电影的原型是一件发生于2015年的案子,能在三年后就搬上大银,可见电影制作方是在事发后马上就开始了电影的筹备工作。这种根植于社会现实的文艺再创造在中国影坛是不多见的。所以,也必须将尊敬送给电影的制作方——坏猴子影业。

      也正是这部电影,让我们不必再羡慕韩国或印度的电影行业了。韩国有《熔炉》和《潜水钟》,印度有《摔跤吧!爸爸》。现在,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有《我不是药神》。

      不必妄自菲薄,因为我们也有这种为民发声的电影。毫不夸张地说,若干年后回顾中国影视史,也许没人会记住《爱情公寓》中的关谷神奇,但却会留下《我不是药神》里吕受益的名字。虽然,我们时常在抱怨国产电影的种种缺点,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国产电影正在慢慢变好。也许,2018就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在这一年,我们见证了让人热血沸腾的《红海行动》,又见证了让人振聋发聩的《我不是药神》。

      距鲁迅先生写就《药》已经过去百年,这百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在《药》的背后,这些无聊的麻木的看客,曾经强烈地震撼过鲁迅先生的敏感的心灵,先生也不止一次提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今时今日,当文艺工作者将血淋淋的现实搬在人们面前时,人们不再麻木和沉默,而是以呐喊、以勇气激发社会之进步。这是文艺的进步,也是国民的进步。

      可电影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那个回答也是暂时的——将天价药纳入医疗保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或许自主研发才是可行的方案,即使这条路很长很难,但我们也不得不走。

      写到这里,又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也许,我们所处的时代仍是“进行时”,但她总在不断变好。一个社会需要进步,其使命更多是担在青年人身上。世上本无药神,但我们却可以戴上“药神”的面具,做他该做的事。

      你不是药神,我不是药神,他不是药神。谁是药神?

                                                                                                                             西华大学 卿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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